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建筑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44号　2003年10月31日苏州市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筑施工安全的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施工安全事故，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江苏省工程建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建筑装饰装修及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安装等工程建筑施工，以及对建筑施工实施安全监督管理的，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建筑施工，是指前款所列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的施工活动。


　　第三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的监督管理。
　　县级市、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吴中区和相城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建筑施工安全的监督管理。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建筑施工安全依法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第四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市建筑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对市区的建筑施工安全具体实施监督管理；县级市、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吴中区和相城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其所属的建筑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对本辖区内的建筑施工安全具体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建筑施工安全特大事故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和建筑施工安全重、特大事故的应急预案，并根据建筑施工特点建立健全应急救援组织和救援网络。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六条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安全生产的中介机构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与义务，确保建筑施工安全。
　　建设单位应当把工程项目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勘察、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应当在其相应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第七条　施工现场安全，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负总责。分包单位向总承包单位负责，并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应当在施工合同中明确安全管理范围，承担各自相应的安全责任。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单位的安全事故承担连带责任。
　　施工总承包单位不得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施工。
　　未实行总承包的，建设单位把工程项目发包给两个以上施工单位同时施工的，由建设单位对施工现场安全负总责。建设单位应当与施工单位分别签订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依法明确相关的安全责任；安全责任协议不明确的，建设单位对施工单位的安全事故承担连带责任。


　　第八条　施工现场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封闭管理，围挡、围栏应符合有关要求；
　　（二）落实粉尘、噪声、振动、废水以及固体废物等污染的防治措施，减少其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三）在醒目位置设置规范的安全生产警示标志，在工程险要处采取隔离防护措施；
　　（四）分开设置施工作业区与办公、生活区，生活区设施设置应当符合安全、卫生要求；
　　（五）主要出入口、主要施工道路、外脚手架底和主要材料堆场的地面应当作硬化处理，设置排水设施。

第三章　建设单位的安全管理责任





　　第九条　建设单位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前，应当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建筑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办理建筑施工安全监督手续。
　　未办理安全监督手续或经审查不合格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核发施工许可证。


　　第十条　建设单位对施工安全履行下列责任：
　　（一）不得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安全生产条件的施工单位施工；审查施工单位的安全技术措施，与施工单位签订安全协议，明确责任。
　　（二）应当根据建筑工程项目的特点，设立相应的安全技术防护措施费。安全技术防护措施费在工程施工招标中应当单列，不得将其作为招标投标竞价条件。
　　（三）在工程项目开工前，对建设施工用地设置符合规定要求的围栏。向施工单位提供真实、准确、齐全的地下管线资料，组织勘察、设计文件的安全技术交底。
　　（四）根据国家工程建设工期定额，确定合理工期，不得干扰施工单位正常的施工活动。
　　（五）不得指令施工单位购买或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安全防护用具。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可以委托监理单位或安全中介机构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实行全过程监控。

第四章　施工单位的安全管理责任





　　第十二条　施工单位承接工程业务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建筑安全生产知识，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施工作业人员应当进行安全生产培训，未经培训或经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上岗。


　　第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保证体系和责任制度。施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对企业的安全生产全面负责；项目经理对建设项目的施工安全具体负责；专业安全员行使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职责。


　　第十四条　施工单位应当保障施工从业人员的劳动安全。应当依法与施工从业人员订立劳动合同，为施工从业人员办理社会保险，按规定配备劳动防护用品，采取措施防止职业病危害。
　　施工单位在工程项目开工前，应当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支付保险费。
　　施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第十五条　施工单位应当设置与其企业规模和建筑施工能力相适应的安全管理机构，并根据工程项目的规模和特性，为每个工程项目配备足额的专业安全员。
　　专业安全员应当持证上岗。


　　第十六条　施工单位应当制定施工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预案。重大重要建筑工程，应当进行施工安全的可行性预评估。可行性预评估办法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七条　施工单位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应当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特点及施工现场的条件，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或编制专项安全施工方案，并向所有施工管理人员、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以下工程应当编制专项安全施工方案：
　　（一）单体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或者群体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高度24米以上的高层建筑；
　　（二）高架路和桥梁工程，投资额超过500万元的其它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三）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的成片房屋拆除工程，5层以上的房屋拆除工程，爆破工程；
　　（四）开挖深度4米以上的深基坑支护工程和土方开挖工程；
　　（五）梁跨度9米以上，或者梁的截面积0.3平方米以上，或者板厚0.15米以上，或者支撑高度6米以上的模板工程；
　　（六）起重吊装工程和钢结构安装工程；
　　（七）其他有重大危险源的工程。


　　第十八条　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和作业面应当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安全技术防护措施费用于安全防护。施工安全防护措施应当符合建设工程安全标准。


　　第十九条　施工单位在拆除建筑物、构筑物时，应当指定专人现场指挥，对危险区域或者危险部位的拆除应当设立专人警戒。


　　第二十条　施工单位在施工作业中可能对毗邻建筑和设施造成损害的，应当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保证毗邻建筑和设施的安全。


　　第二十一条　施工单位或者设备租赁单位应当对施工机械设备进行经常性的维护保养，确保施工现场的机械设备性能完好，严禁不合格的或者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机械设备进入施工现场。进入施工现场的大型机械设备应当具有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产品使用说明书和设备履历书。


　　第二十二条　施工单位安装、使用、拆卸施工机械和电气设备应当符合有关标准和安全操作规程。塔式起重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在安装、拆卸、运输前，应当制定实施方案。安装后，施工单位应组织验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检测，经检测合格并报当地建筑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备案后方可使用。


　　第二十三条　施工作业人员应当自觉遵守保障安全生产的各项制度，接受安全生产培训。从事电工、登高作业、金属焊接、起重机械设备操作等特种作业人员，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参加专业培训，经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第二十四条　施工作业人员依法享有劳动安全保护的权利，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有权拒绝施工作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章指挥和强令施工人员冒险作业；施工作业人员有权提出施工安全的合理化建议。

第五章　安全监督机构的安全管理责任





　　第二十五条　建筑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进行建筑施工安全监督检查，履行下列职责：
　　（一）进入施工单位或施工现场检查，调阅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料，了解有关的情况。
　　（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整改；对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提请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三）对检查中发现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撤出施工作业人员、责令停工整改或停止使用，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复工或继续使用。
　　（四）对有根据认为进入施工现场的设施、设备、器材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或不符合保障施工安全条件的，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并应当在15日内提请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六条　建筑施工安全监督检查不得影响施工单位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被检查单位应当予以配合支持。


　　第二十七条　建筑施工安全监督检查应当有两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执行，检查时应当出示有效执法证件；不得泄露施工单位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


　　第二十八条　建筑施工安全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将每次检查的时间、地点、内容、发现的问题或者隐患以及处理情况，作出书面记录，并由检查人员和被检查单位负责人签字；被检查单位拒绝签字的，应当记录在案，以备查考。


　　第二十九条　建筑工程安全监督机构不得要求施工单位或者其他被检查单位购买其指定的设备、器材、防护用品或者其他产品。

第六章　有关单位的安全责任





　　第三十条　监理单位应当对建筑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安全施工方案进行审核、确认，并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巡查和检查，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安全生产技术措施。


　　第三十一条　建筑施工安全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资格，并在资格许可的范围内开展安全技术咨询、安全评估、安全认证、安全监理、安全检测等业务。


　　第三十二条　建筑安全中介服务机构出具的数据应当真实，出具的结论应当明确、公正、可靠，并对其出具的数据、结论负责。
　　检测检验机构应当对其出具的检测结果负责。


　　第三十三条　商品混凝土、构配件、半成品、建筑材料等供货单位和施工机械设备等租赁单位，进入施工现场应当遵守现场的安全管理制度，服从施工总承包单位的安全管理，未实施总承包施工的，应当服从建设单位统一的安全管理与协调。

第七章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第三十四条　施工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后，施工单位或者其他参建单位应当立即组织抢救，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扩大，保护事故现场，按照有关规定向建设、公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重特大事故应当同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三十五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接到安全事故报告后，按有关规定做好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工作。
　　安全事故的调查人有权向事故发生单位、有关部门和个人调查事故情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挠。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筑施工中的安全事故及安全隐患都有权举报和投诉。

第八章　罚则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处罚规定的，按照本办法处罚。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施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承接工程业务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安全生产条件的施工单位施工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施工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未取得安全任职资格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对施工单位处以每人5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三）（四）（五）项、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建筑施工安全中介服务机构出具不真实数据和结论导致施工安全事故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或连带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建筑工程安全监督机构的工作人员，未依照本办法履行监督检查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行政不作为理论界定的思考

刘秋苏? ?薛 雨???

（?? 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人民法院法官 江苏 丰县 221700）
（?苏州大学法学院2004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 江苏 苏州 215006）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对行政不作为研究的重要意义。然后，分别从行政不作为的主体是否为行政机关、是否以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为前提、是否以行政主体负有法定义务为条件、是否有合法与违法之分、是程序上不为还是实体上不为，这五个方面为切入点，来探讨行政不作为的理论界定。
关键词：行政不作为；理论界定; 思考

一、研究行政不作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行政行为，可以说是整个行政法学的核心内容。因此，对行政行为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将推动整个行政法学向前发展。
从学理上讲，行政行为同时包括了行政作为行为和行政不作为行为。理论界长期以来对行政作为比较重视，比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皆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然而，对行政不作为的研究却不够充分和细致。许多学者对行政行为进行分类时，多注重行政行为的抽象与具体之分、依职权与依申请之分等，这些分类的意义当然是不言自明。然而却很少谈起行政行为的作为与不作为之分，更无专门系统的介绍行政不作为的内涵。这表明了我国对行政行为理论体系研究的不全面性。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行政不作为的研讨，以完善行政行为的理论体系。
在现实生活中，行政不作为尤其是依职权的行政不作为，由于其隐蔽性，更是经常出现，致使个人或公共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据报载，“去年轰动全国的重庆开县井喷事故中，有243人中毒死亡，数百人受伤住院；川化集团违规技改导致的沱江特大污染事故，让中下游百万群众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亿元以上，且沿江生态环境的恢复也十分困难；今年，震惊中央的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致使大量婴儿身体发育出现畸形，甚至有婴儿死亡；四月底，山西临汾又传出煤矿瓦斯爆炸的消息，死亡人数达35人之多。”[1]这一幕幕让国人不寒而栗的悲剧的背后，有不法商人的利欲熏心、丧尽天良，但更有我们政府的相关环保、质检、工商、安检部门的行政不作为责任。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而言，分清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区别，也有利于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司法审查权。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作为行为，其诉讼请求是要求撤销或变更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进行合法性与部分合理性审查后，可视具体情况，分别做出维持、撤销、变更或行政赔偿的判决；如果相对人对行政不作为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则是要求被诉行政主体履行应尽的义务，或当其履行义务不能或无必要时要求确认其违法，与此相适应，法院经审查，可视情况分别做出限期履行判决、确认判决或行政赔偿判决。
总之，行政不作为，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不断地去探讨和研究.
二、行政不作为的内涵界定
究竟什么是行政不作为？即如何给行政不作为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这是我们研究行政不作为的一个前提。只有解决了这一步，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笔者试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对行政不作为的内涵加以界定。
（一）行政不作为的主体是否必须是行政机关？
立法机关不立法、司法机关不审判，肯定不会构成行政不作为，因为他们不享有行政权。从这一意义上讲，行政机关的有关行政权的不作为，就一定构成行政不作为。但是，并非行政不作为一定是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因为实践中，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但也在事实上行使着大量的行政权。例如，根据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权行使招收学生、对受教育者进行处分、颁发学位证书等行政权。这时理论界就引入了一个学理概念，即“行政主体”，它是指“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公共行政管理活动，并能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2]所以，那些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但是经过法律授予行政职权的组织，对这一职权所规定的积极作为义务的不作为，也同样构成行政不作为。因此，只要享有行政权就能作为行政不作为的主体，即行政不作为的主体并非一定是行政机关，也可能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实践中，法院也在逐步受理授权组织被诉的行政案件。例如，不断有高校因不发给学生学位的问题，被推向法院行政审判的被告席。可见，行政不作为的主体不能简单地界定为行政机关，这样实际上就是缩小了行政诉讼中行政不作为的主体范围。而是应该恰当地界定为行政主体，它不仅包括行政机关，也包括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即行政不作为的主体并非行政机关而是行政主体。
（二）行政不作为是否必须以相对人的合法申请为前提？
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申请，在法定期间内不予答复或拖延不决，当然构成行政不作为。例如，刚刚实施的《行政许可法》的第四十二条对行政许可的期限作了严格的规定，以提高行政效率来保护公民权利。这时某一个体户向工商行政机关申请个体工商许可证，若该机关在法定期间内迟迟不予答复或延期不决，该行政主体的行为就构成了行政不作为。这种情况下，相对人的合法申请是构成行政不作为的必然条件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行政行为除了由于相对人的申请而启动的行政行为——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之外，还有无须相对人申请而自动启动的行政行为——依职权的行政行为。例如，一旦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发生，有关公安机关就应依职权予以相应的处罚或其他处理，否则就构成不作为；环保部门对污染环境的企业，要主动而无须经相对人的申请去查处，否则也构成行政不作为。因此，把握行政不作为这一概念时，应当从依职权的行政不作为和依申请的行政不作为这两处着手，而不能偏废。否则，将使大量的依职权的行政不作为游离于法律控制之外。所以，相对人的合法申请并非是构成行政不作为的必然前提。
（三）行政不作为是否以行政主体负有法定义务为条件？
“从法理上讲，义务可以分为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积极义务指必须为一定行为的义务，也称作为义务；消极义务指抑制一定行为的义务，也称不作为义务。”[3]例如，工商行政部门在发现假冒伪劣产品在市场上流通时，就负有积极主动地去查处该商品的作为性义务；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享有高度的经营自主权，有限政府的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不得擅自干涉其经营自主权，这就是行政机关负有的典型的不作为义务。针对“不得擅自干涉企业经营自主权”这一不作为义务，如果行政机关“不履行”该义务，则恰恰是“擅自干涉企业经营自主权”这一违法的作为性行政行为的做出。对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关于受案范围的第三款：“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表述，学术界也一致同意这是对一种作为性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的具体化。如果将这种违反法定的不作为义务的行政行为，定性为行政不作为，就会出现理论上对作为与不作为界定与区分的混乱。反之，如果将对不作为义务的履行看作一种行政不作为，也是不妥的。因为“对不作为义务的履行只是遵守禁令的一种客观事实，客观上表现为一种不作一定行为的非行为状态，而不能视为一种行为而存在。”[4]所以，行政不作为只能针对法定行政作为义务而存在，而并非仅仅简单地针对法定义务而存在。
（四）行政不作为有无合法与违法之分？
笔者从《现代法学》2000年第1期中看到《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责任研究》一文后，有此感触。该题目中的“行政不作为违法”中的“违法”若仅仅是强调行政不作为的违法性，仅仅起强调作用，即行政不作为均是违法的，倒也可以接受。这类似于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行政诉讼排除范围的第一条第四款中“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这里的“不具有强制力”也只能理解为是强调行政指导不具有强制力，并非指行政指导可以分为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和没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因为行政指导本身的特征就是不具有强制力。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行政不作为有合法与违法之分。王连昌教授认为，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消极不作为的方式，包括履行不作为义务和不履行应作为义务的行为。”[5]这一观点认为履行不作为义务也是行政不作为，并由此当然的推出行政不作为有合法（履行不作为义务）与违法（不履行作为义务）。然而，这一推理的前提条件，即“履行不作为义务是行政不作为”是不恰当的。因为，任何法律行为作为一种法律事实，都是能够引起具体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的行为，即具有法律意义或能够引起法律效果的行为。只负有不作为义务的人不去为该行为，就不会形成特定主体之间具体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这种“对不作为义务的履行”不能引起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不具有法律意义，因而它并不是法律事实，也不能将其视为一种法律上的不作为行为。况且，法律规范也没有必要对其调整和规范。所以，行政不作为不包括“履行不作为义务”这种合法行为，而仅指“不履行作为义务”这一违法行为。所以，行政不作为表示一种当然的违法行为，而不存在合法与违法之分。
（五）行政不作为是程序上不为还是实体上不为？
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的显著不同，在于行政程序与行政实体的并重。任何行政行为，也都是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完整统一。行政行为在实体上可能会表现出“为”与“不为”，比如，予以行政处罚或不予以行政处罚；在程序上也可能表现出“为”与“不为”，例如，对相对人提出颁发许可证的申请做出了明确的答复行为（实体上包括准予许可和不准予许可两种情形），这就是程序上的“为”；对相对人的申请不予理睬，或虽已受理但不予审查，或虽已受理审查但却拖延不做出决定，这些都是程序上的“不为”。可见，如果行政行为在程序上“不为”，那么实体上肯定也是“不为”；如果行政行为在程序上“为”，那么它反映在实体内容上则可能是“为”也可能是“不为”。譬如，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申请审查后，认为相对人符合相关条件，而做出颁发许可证的行为，这就是一种程序上“为”和实体上“为”；反之，认为相对人不符合相关条件，而做出不予颁发许可证的行为，这则是一种程序上“为”而实体上“不为”的行为。
这样，就出现了程序上“不为”实体上也“不为”、程序上“为”实体上也“为”、程序上“为”而实体上“不为”这样三种不同的行政行为状态。目前，学界对前两种行政行为的认识已基本趋同，即认为第一种行为是行政不作为行为，第二种行为是行政作为行为。争议的焦点在于第三种，即程序上“为”而实体上“不为”的行政行为到底是行政不作为行为还是行政作为行为。笔者认为应将其界定为行政作为行为，因为：
其一：“作为表现出做出一定的动作或动作系列，不作为表现出不做出一定的动作或动作系列。”[6] 程序上的“为”就表现出一定的动作或动作系列，属于作为范畴；至于实体上的“不为”，虽然在实体上没有作为，但是，它在程序上却向相对人发出了一个信息，即行政主体拒绝了你的申请，而且这一行为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即申请人不得享有所申请内容的实体权利。
其二：我们也可以引用数学中反证法的思想来论证程序上“为”而实体上“不为”行为的行政作为的性质。首先，假设这种行为是一种行政不作为，如果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主体的这一行政行为，而将其诉诸法院，法院若也将该行为视为行政不作为，则会依法判决行政主体“限期履行”。然而，行政主体再一次对相对人的申请依法审查后，仍依法做出拒绝相对人申请的行为。如果相对人又不服，而再一次启动诉讼程序后，又会回到行政主体依法做出拒绝相对人申请行为的结局。究竟造成这一诉讼怪圈的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将程序上“为”而实体上“不为”的行政作为行为，错误的假设为“行政不作为”这一前提。走出这一“怪圈”的途径只有将上述行政行为看作行政作为行为。
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分析，程序上“为”而实体上“不为”的行政行为都应界定为行政作为性行为，只不过，这种行为是一种否定性的行政作为性行为。也基于此，行政不作为只能界定为程序上的“不为”。
结论：
总之，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行政不作为的内涵：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负有某种法定的行政作为义务，并且具有作为的可能性而在程序上逾期有所不为的违法行为。

注释：
[1] 参见《政坛掀起‘官员问责风暴’》[N]，载《扬子晚报》，2004年5月2日A11 版。
[2] 参见 杨海坤、章志远著：《行政法学基本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3] 参见 周永坤著：《法理学——全球视野》[M],2000年5月第一版，法律出版社，第244页。
[4] 参见 周佑勇：《行政不作为要件的展开》 [J],载《中国法学》，2002年卷，第163页。
[5] 参见 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M],，1997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66页。
[6] 参见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M],，1993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52页。

Thought of theoretical boundary about administrative omission
XUE-Yu , LIU Qiu-su

( Judge of Fengxian People’s Court, Xuzhou, Jiangsu Province, 221700 )
(Master graduate major in constitu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215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