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存款轮候冻结的实践应用问题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最高院关于适用民诉法的司法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于银行存款均规定了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有查询、冻结、扣划的执行措施，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中第28条规定：“对已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其他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结。查封、扣押、冻结解除的，登记在先的轮候查封、扣押、冻结即自动生效。其他人民法院对已登记的财产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协助进行轮候登记，实施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其他人民法院查阅有关文书和记录。其他人民法院对没有登记的财产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制作笔录，并经实施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及被执行人签字，或者书面通知实施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这就为执行程序中对银行存款进行轮候冻结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在执行工作的实践中，对于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尤其是发放工资的银行帐户的轮候冻结措施却存在着应用难，甚至是无法应用的问题，这也就是此款规定中有关银行存款轮候冻结的规定成为一款无法实现的空条文，笔者也仅就在执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思考。
一、轮候冻结的条件
按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第28条的规定，对银行存款的轮候冻结应符合以下条件：
1、轮候冻结的存款已被本院或其他法院另案采取冻结措施;
2、轮候冻结的生效以先前采取冻结措施的另案执行程序终结为前提;
3、轮候冻结应向有协助义务的金融机构或其他有储蓄单位送达法律文书，登记在册。
轮候冻结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尤其是被执行人单位发放工资的帐户存款更应符合以上条件。
二、银行存款轮候冻结实践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进行轮候冻结，尤其是发放工资的银行帐户，在实践执行工作中存在着以下的问题：
1、执行款无法确定导致冻结金额的不确定。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被本院或其他法院采取冻结措施后，法院执行人员欲对被执行人的该银行存款进行轮候冻结，却无从得知该被执行人所欠执行款的具体金额，除该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足以清偿每个案件的执行款外，另案何时可予解除冻结无有期限，法院执行人员在对另案或其他法院的案件进行查询也无从得知，这样使得对银行存款的轮候冻结无法得以实现，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执行款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轮候冻结实施的不确定性。而对于被执行人所有的发放工资款的银行帐户，更是无从确定其执行期限。
2、金融机构没有关于轮候冻结的程序性规定。笔者所在法院执行人员多次到金融机构欲对某一被执行人的工资款银行帐户进行轮候冻结，因另案也系该院另一执行人员承办的案件，因此执行款的具体金额和执行期限都可予以确定，但为防止其他法院或诉讼保全措施的启动，仍应对此帐户存款予以轮候冻结，但金融机构却无法受理该轮候冻结的法律手续，因金融机构的微机操作系统无轮候冻结一项，因此对于法院的轮候冻结手续没有办法进行操作，而金融机构也没有关于轮候冻结的程序性规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对金融机构受理轮候冻结的程序进行明确的规定，因此，虽然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的存款进行轮候冻结，以确保另案执行完毕后该案申请执行人的权益早日得到实现，但是由于金融机构的操作程序不健全、规定不完善，导致法院可采取的此强制执行措施无法得以实施。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被执行人所有的银行存款拟欲进行轮候冻结，仍需多方面的协助、沟通和努力。
首先，仅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还是缺乏法律上的程序性规定，给予法院此项权利却无操作程序的规定，这就导致操作上的失误和理解上的不透彻。因此，应尽快完善对此项规定的程序性完善的补充解释，为执行机构的操作规程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对于金融机构的轮候冻结的操作应由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共同调查研究后予以颁布，金融机构的操作程序中应载入轮候冻结的程序，这样也能从实践中实现轮候冻结措施的实施，保障申请执行人的权益。
最后，各地法院的各个部门也应尽量对此类轮候冻结的措施予以协助查询，确定执行款项的金额和执行期限，不仅有利于执行案件的尽快执结，也更有利于其他案件的顺利执行。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朱凯
“理性化”之分析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

仲东阳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着作中，马克斯•韦伯具体分析了这一问题。
韦伯的社会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韦伯看来，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揭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有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过程并非渐进或连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西方社会的经济理性化并不是一个自行延续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非直接地通过内在的一般理性化从资本主义早期形成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人的态度和气质方面需要有急剧突破和飞跃，韦伯认为完成这一态度和气质领域内的突破和飞跃的主要动因是经过改革的宗教意识。具体地说，这一栋因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基督教的新教教义的逻辑和心理的眼里所产生的“世俗禁欲主义精神”。
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还发展了在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 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适应；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即使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交换等等一类东西也是与之联系着的）。
经济生活整体上的显著特征可以说是经济理性主义。在技术和经济组织领域的这种理性主义的进程，无疑决定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理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合乎理性的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毫无疑问是他们毕生的最重要的 目的之一。
资本主义在西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改写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历史。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结底，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中心的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是一回事。
韦伯指出：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着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中获得重要的刺激；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曾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而这一鼓励是从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当然， 并非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 那么这种法律从何而来？韦伯分析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试图做出这种说明时，我们首先考虑了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的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
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从资本主义强调个人主义这一角度可以说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它却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资本主义文化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世界。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出理性思想的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到底是谁的精神产品，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 ，其实这也是韦伯在这部著作中所要论证的观点。
韦伯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宗教改革的 某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 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前，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业已存在了，这有力的证明了以上的观点。其实韦伯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的说，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在这本着作中韦伯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加尔文教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在社会组织方面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能够与这样一种斩断个人和尘世的千丝万缕联系的倾向有关系，这种关系源于基督教胞爱在加尔文信仰所导致的个人内心孤独重压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教义就是如此的，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的，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界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诚，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在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社会的尘世生活服务的职业中的劳动，也含有这一特性。在加尔文教中，这成为了他们伦理系统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胞爱只能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而不是为肉体服务的，那么这种友爱首先只能表现在完成自然所给予人们的日常工作中；渐渐地，完成这一工作开始具有了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特性：只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 这便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天职观”。
同时，韦伯还指出，作为基督教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理性化的发展。这种禁欲主义是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种禁欲主义的，清教徒的禁欲主义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在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禁欲主义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发展成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摆脱对外界和自然的依赖。清教徒就象所有理性的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可能过一种机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禁欲主义如何深入个人的思想之中？如何确定自己受到恩宠呢？况且只有在证明具有与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的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并因此而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中。但是，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与自然生活不同的圣徒们的宗教生活再也不是离开尘世的修道院里度过，而是在尘世及其各种机构里度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种在现世中（但又是为了来世的缘故）将行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义新教的职业观引起的结果。
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面，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的贪婪。被斥之为贪婪、拜金主义等等的是为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但在这里禁欲主义是那种“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这里邪恶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和占有的诱惑力。因为，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严厉的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的职业重要殚精竭虑，持之不懈，有条不紊的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
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基于上述理论，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必定成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的发展。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
韦伯的上述论点，无疑是强调了新教伦理的思想“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其形成阶段的发展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源于新教宗教信仰的某些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需的经济动机模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应当指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着作中，韦伯虽然强调了“思想在历史变革中所起的独立影响”，但是它并不否认“新教同样地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