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印发技工院校设置标准（试行）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



为贯彻实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中组发[2011]11号），按照《关于大力推进技工院校改革发展的意见》（人社部发[2010]57号）有关要求，我部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技工学校设置标准（试行）》、《技师学院设置标准（试行）》，对原《高级技工学校标准》进行了修订。三类标准进一步明确了技工学校、高级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的办学定位和基本要求，进一步强化了技能人才培养特色。现将《技工学校设置标准（试行）》、《高级技工学校设置标准（试行）》和《技师学院设置标准（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原《高级技工学校标准》废止。



附件：

1.《技工学校设置标准（试行）》

2.《高级技工学校设置标准（试行）》

3.《技师学院设置标准（试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附件1
技工学校设置标准（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技工学校设置，促进学校建设和发展，保证教育和培训质量，提高办学效益，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举办的技工学校。
第三条 技工学校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教育培训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坚持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的办学方向。
第四条 技工学校实行学制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相结合的办学模式。技工学校培养适应现代化生产、服务需要的中级技工，同时面向社会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并承担职业技能鉴定和就业服务等任务。
第五条 技工学校学生实行学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
第六条 技工学校应配备政治素养高、管理能力强、熟悉技能人才培养规律的领导班子。校长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以及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且具有3年以上职业教育、职业培训或企业工作经历。其他校级领导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技师以上职业资格。
第七条 技工学校设立3年内培养规模应达到1600人。其中，学制教育在校生规模800人以上，年职业培训规模800人次以上。学校应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设置专业，常设专业不少于3个。
第八条 技工学校校园占地面积不少于3万平方米（约45亩）；校舍建筑面积不少于1.8万平方米，生均校舍建筑面积不少于20平方米。其中，实习、实验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0.5万平方米。企业办校的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可包括企业用于职工培训的相关场所面积。
第九条 技工学校应配备与办学规模和专业设置相适应的实习、实验设备设施，保证每生有实习工位。实习、实验设备总值不少于300万元。
第十条 技工学校应具备完善的学生生活设施；具备满足体育教学和学生锻炼身体需要的体育设备设施和运动场所；具备满足师生需求的图书馆、阅览室；具备满足多媒体、网络教学和信息化管理需要的软硬件设备设施。
第十一条 技工学校应拥有一支与办学规模、专业设置相适应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学制教育师生比应不低于1:20。兼职教师人数不得超过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具有企业实践经验的教师应占教师队伍总数的20%以上。技术理论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总数应不低于教师总数的70%。
第十二条 技工学校教师应符合国家规定学历要求，专任教师应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技术理论课教师至少具备相关专业初级技能职业资格。其中，具备中级技能以上职业资格的应不低于30%。实习指导教师应具备相关专业高级技能以上职业资格。
第十三条 技工学校应具有与培养规模相适应的日常运行、基本建设、设备购置、师资培训等稳定可靠的办学经费保障。办学经费（含生均经费等）标准不低于当地同类学校标准。
第十四条 技工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学校应设置与技能人才培养相适应的教育教学、行政后勤服务、招生就业及培训工作等管理机构，并建立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
第十五条 技工学校须加强安全管理工作，实行安全责任制度，保证学生日常生活、学习和实习安全。技工学校须制定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预案。
第十六条 技工学校应重视德育和学生管理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学生思想品德教育。
第十七条 技工学校应配有与所设专业相配套的教学文件和教材。实习课时应不低于教学总课时的50%。
第十八条 技工学校应建立校企合作办学制度。建立由有关部门、行业、企业和学校组成的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每个专业应有相应的合作企业。
第十九条 本标准作为技工学校初设审批标准。对于边远贫困地区和特殊行业举办技工学校，培养规模和相应的办学条件要求可适当放宽。具体办法由省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制定，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备案。
第二十条 本标准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2

高级技工学校设置标准（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高级技工学校设置，促进学校建设和发展，保证教育和培训质量，提高办学效益，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举办的高级技工学校。
第三条 高级技工学校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教育培训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坚持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的办学方向。
第四条 高级技工学校实行学制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相结合的办学模式。高级技工学校培养适应现代化生产、服务需要的中、高级技工，同时面向社会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和师资培训，并承担职业技能鉴定和就业服务等任务。
第五条 高级技工学校学生实行学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
第六条 举办高级技工学校，应符合当地产业发展规划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
申请设立高级技工学校应经过技工学校办学水平评估，并举办过两期以上高级技工培训班。
第七条 高级技工学校应配备政治素养高、管理能力强、熟悉技能人才培养规律的领导班子。校长、教学副校长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以及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且校长应具有5年以上职业教育、职业培训或企业工作经历。
第八条 高级技工学校培养规模应达到4000人以上。其中，学制教育在校生规模不低于2000人，年职业培训规模2000人次以上。设立高级技工学校3年内高级技工学制教育在校生规模应不低于50％，高级技工以上年培训规模应不低于800人次。
第九条 高级技工学校专业设置应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的需要，适应社会和企业对高级技工的需求。常设高级技工专业不少于4个。
第十条 高级技工学校校园占地面积不少于6.6万平方米（约100亩），校舍建筑面积不少于5万平方米。其中，实习、实验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1.5万平方米。企业办校的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可包括企业用于职工培训的相关场所面积。
第十一条 高级技工学校应配备与办学规模、办学层次、专业设置相适应的实习、实验设备设施。其中，主要设备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保证每生有实习工位。实习、实验设备总值不少于1500万元。
第十二条 高级技工学校应具备完善的学生生活设施；具备满足体育教学和学生锻炼身体需要的体育设备设施，运动场地面积不少于6000平方米；具备满足师生需求的图书馆、阅览室；具备满足多媒体、网络教学和信息化管理需要的软硬件设备设施，并建有校园网站。
第十三条 高级技工学校应拥有一支与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和培养层次相适应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学制教育师生比不低于1:20。兼职教师人数不得超过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具有企业实践经验的教师应占教师队伍总数的20%以上。技术理论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应不低于教师队伍总数的70%，理论实习教学一体化教师达到技术理论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总数的50％以上。
第十四条 高级技工学校教师应符合国家规定学历要求，专任教师应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技术理论课教师至少具备相关专业初级技能职业资格。其中，具备中级技能以上职业资格的达40%以上。
实习指导教师应具备相关职业高级技能以上职业资格。其中，具备高级实习指导教师职务或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占45%以上。
第十五条 高级技工学校应具有与培养层次、培养规模相适应的日常运行、基本建设、设备购置、师资培训等稳定可靠的办学经费保障。办学经费（含生均经费等）标准不低于当地同类学校标准。
第十六条 高级技工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学校内设机构设置合理，部门职责和教职工岗位职责清晰，规章制度健全，建立并有效运行质量管理体系。
第十七条 高级技工学校应具有健全和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落实安全责任制度，保证学生日常生活、学习和实习安全。高级技工学校应有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预案。
第十八条 高级技工学校应重视德育工作和校园文化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全过程，积极开展职业道德、公民行为规范和法制等方面的教育。建立学校、家庭、企业、社会紧密结合的德育工作网络。高级技工学校应对学生开展职业指导和心理健康教育。
第十九条 高级技工学校应设立专业教学研究机构，加强技能人才培养规律和方法的研究。学校各常设专业至少有一名专业带头人，专业带头人应在当地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第二十条 高级技工学校应建立完善的校企合作办学制度，积极探索多种模式的校企合作方式，由有关部门、行业、企业和学校组成的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在校企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十一条 高级技工学校应结合专业设置选择生产设备先进、技术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的企业合作，共建校内外生产实习基地。每一个高级技工专业应有3个以上合作企业。
第二十二条 本标准作为高级技工学校初设审批标准，对于边远贫困地区和特殊行业举办高级技工学校，培养规模和相应的办学条件要求可适当放宽。具体办法由省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制定，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备案。
第二十三条 本标准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3

技师学院设置标准（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技师学院设置，促进学院建设和发展，保证教育和培训质量，提高办学效益，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举办的技师学院。
第三条 技师学院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教育培训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坚持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的办学方向。
第四条 技师学院实行学制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相结合的办学模式。技师学院重点培养适应现代化生产、服务需要的高级技工、预备技师，同时面向社会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和师资培训，并承担企业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提升培训与研修交流、考核鉴定与评价等任务。
第五条 技师学院学生实行学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
第六条 举办技师学院，应符合当地产业发展规划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
申请设立技师学院原则上应具备高级技工学校资格，并经过办学水平评估，且举办过两期以上技师培训班。
第七条 技师学院应配备政治素养高、管理能力强、熟悉高技能人才培养规律的领导班子。院长、教学副院长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以及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且院长应具有5年以上职业教育、职业培训或企业工作经历。
第八条 技师学院培养规模应达到5000人以上。其中，学制教育在校生规模不低于3000人，年职业培训规模2000人次以上。设立技师学院3年内高级技工、预备技师（技师）在校生规模不低于60％，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年培训规模不低于1000人次。
第九条 技师学院专业设置应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的需要，适应社会和企业对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需求。常设预备技师（技师）专业不少于2个。
第十条 技师学院校园占地面积不少于10万平方米（约150亩），校舍建筑面积不少于8万平方米。其中，实习、实验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2.5万平方米。企业办校的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可包括企业用于职工培训的相关场所面积。
第十一条 技师学院应配备与办学规模、办学层次、专业设置相适应，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实习、实验设备设施，并保证每生有实习工位。实习、实验设备总值不少于4000万元。
第十二条 技师学院应具备完善的学生生活设施；具备满足体育教学和学生锻炼身体需要的体育设备设施，运动场地面积不少于1万平方米；具备满足师生需求的图书馆、阅览室；具备满足多媒体、网络教育教学和信息化管理要求的软硬件设备设施，并建有校园网站。
第十三条 技师学院应拥有一支与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和培养层次相适应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学制教育师生比不低于1:18。兼职教师人数不得超过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具有企业实践经验的教师应占教师队伍总数的25%以上。技术理论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应不低于教师队伍总数的70%。理论实习教学一体化教师达到技术理论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总数的60％以上。
第十四条 技师学院教师应符合国家规定学历要求，专任教师应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技术理论课教师至少具备相关专业初级技能职业资格。其中，具备中级技能以上职业资格的达60%以上。
实习指导教师应具备相关专业高级技能以上职业资格。其中，具备高级实习指导教师职务或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占50%以上。
第十五条 技师学院学校应具有与培养层次、培养规模相适应的日常运行、基本建设、设备购置、师资培训等稳定可靠的办学经费保障。办学经费（含生均经费等）标准不低于当地同类院校标准。
第十六条 技师学院内设机构设置合理，部门职责和教职工岗位职责清晰，规章制度健全，建立并有效运行质量管理体系。
第十七条 技师学院应具有健全和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落实安全责任制度，保证学生日常生活、学习和实习安全。技师学院应具有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预案。
第十八条 技师学院应重视德育工作和校园文化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全过程，积极开展职业道德、公民行为规范和法制等方面的教育。建立学院、家庭、企业、社会紧密结合的德育工作网络。技师学院应对学生开展职业指导和心理健康教育。
第十九条 技师学院应设立专业教学研究机构，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规律和方法的研究。学院各常设专业至少有一名专业带头人，专业带头人应在当地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第二十条 技师学院应不断完善校企合作办学制度，并贯穿于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发挥指导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及时调整学校发展方向和规划的作用。
第二十一条 技师学院应结合专业设置选择生产设备先进、技术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的企业合作，共建校内外生产实习基地。每个预备技师（技师）、高级技工专业应有5个以上合作企业。
第二十二条 本标准作为技师学院初设审批标准，对于边远贫困地区和特殊行业举办技师学院，培养规模和相应的办学条件要求可适当放宽。具体办法由省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制定，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备案。
第二十三条 本标准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司法管理学——司法改革过程中孕育出来的新学科
韦群林

一、司法管理——民主政治背景下中国司法改革的必然产物

当1997年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发表其广为流传的论文《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1]时，“司法管理”还是一个在我国法律文献当中很少使用的词汇 。然而，就在短短几年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社会的建设，特别是随着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活动的深入，直接涉及司法管理的文字不仅在公共管理学、司法制度的书刊当中，而且，在最高司法机关的文件当中也频频亮相，并出现了以“司法管理”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层次的招生[2] 。另外，如果从司法管理的内容——在和平化解纷争、恢复法治秩序、实现公平正义这一前提下，合理配置及利用包括公共司法权力、司法人力资源等在内的司法资源的，以实现相应的司法目标组织活动或过程——入手考察，不难发现，近年来汗牛充栋的宪法学、诉讼法学、司法改革的方面卓有成效的研究文献，因其直接探讨或间接涉及司法权的宏观配置、法院组织管理、司法人事管理、司法财政管理、诉讼运行管理等司法权从宏观配置到微观运行管理方面的内容，而实质上也可以示为司法管理的内容。笔者用关键词“司法改革”和“司法管理”在网站上搜索，找到的网页就分别达32,132个及3,347个之多 [3]。
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背景下的跨世纪的中国司法改革，与1952年6月到1953年2月的所谓“司法改革运动”并无多少共同之处。那是一场建立在对“旧司法人员”的否定估计基础上，通过彻底整顿司法机关、严厉制裁旧司法人员、狠批“三权分立”学说、“司法独立”原则、“罪刑法定主义”和“法不溯及既往”这些“资产阶级法律思想”、让失业工人和残废军人充实法院等手段，实现了党真正接管司法机关的目标，但刑讯逼供、错判错杀、积案如山的严重问题也随之而来[4] 。从此，司法机关也就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与牺牲品，司法机关丧失了作为司法机关的基本品质，司法官员也不是司法官员，审判活动也就不是合格的审判活动，司法正义更成了天方夜谈，如此，司法权的通过和平手段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成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应有功能难以发挥。可见违反司法基本特征和规律而进行的所谓“司法改革运动”的错误性不仅被后来“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当中最基本的司法正义都荡然无存、直至司法机关、司法官员本身都自身难保所证明，其负面影响虽经努力改革、反正但终有沉淀而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的时代的到来，法治、人权、民主、和平、多元、科学、开放、自由等话语的被广泛接受，依附于政治、屈从于行政、困囿于地方、偏轨于独立、背离于公正、失信于民众的司法权的低效、劣质运行，已经明显与世情相背、与现实脱节。对外开放、溶入全球、市场经济、依法治国、政治文明、司法为民等新的理念和背景，也为按照司法权本身运行规律和特征构建司法组织并对组织内、外活动进行改革和管理，实现有效率的司法公证，提供了外部的可能和保障。“司法独立”、“司法中立”、“宪法诉讼”、“司法审查”、“改善当对司法的领导”、“公正与效率”、“程序正义”、“法官专业化”、“无罪推定”、“有利被告”、“禁止自证其罪”、“权力制约”甚至“三权分立”、“政党违宪责任”等等，已经是实务界、理论界耳熟能详的话语，或至少不是什么谈虎色变的“洪水猛兽”。中国的司法改革正在对内精化与对外张扬两个方向和层面上、在理论界的摇旗呐喊与实物界的积极应对中、在高层领导的关心和基层民众的关注下，继续向纵深展开。
在经历了浪漫的理想主义构想与活生生的改革实践以后，如何构建科学而理性的司法制度、实现司法权的有效而经济的运行、落实司法公证与效率，从而最终保障公平与正义，成了司法管理的主要内容，也成了司法管理学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改革，最终必然导致体现司法权本身规律和特征的优质司法制度的建立，而科学的司法管理正是保障这种优质司法制度产生及有效运行的必然产物。

二、从宏观到微观——中国司法管理的特有模式

1、不同的国情决定不同的司法管理的关注点

按照根据美国学者格里克（Henry R.Glick）的界定，司法管理（Judicial Administration）主要涉及两个广泛的领域，一是法院组织和人事的管理，一是诉讼运行的管理[5] 。这当然是着眼于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运行实际情况和具体模式、注重于微观层次的法院管理而得出的结论，对司法权如何在国家宏观权力层面上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司法权独立、公正、有效运行这一宏观司法管理的目标问题似乎并未考虑。实际上的司法管理内容要比上述两个方面要广泛的多，至少在中国如此。
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亚里士多德在政体及法庭性质方面，就将有关一切政体构成有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三个要素[6] ，后在孟德斯鸠的力著《论法的精神》明确、完整提出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理念，提出了独立的司法权概念，为其后“司法独立”的观念与实践奠定了理论根基，也为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提供了理论前提。后经托马斯.杰弗逊、汉密尔顿的探索和美国及西欧国家的实践，从18世纪开始，西欧、美国逐渐建立了司法独立制度，影响到日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7] ，使得司法权在国家权力当中合理有效配置、以实现有效率的司法公证、化解纷争、恢复法治秩序这一宏观司法管理问题显得可以不加考虑或不必考虑。
而中国反对三权分立、按照巴黎公社的实践，信仰“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和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崇尚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和司法权同样可以牵制、审查议会、政党权力的西方政治体制形成鲜明的对比。加上革命成功前夕，通过《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砸烂了旧法统，也砸烂了党和人民对司法应有功能的基本信仰，制度空虚之际，打着马克思主义法学旗号的苏联维辛斯基的“法律工具论”的所谓苏联法学趁虚而入，司法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流毒侵蚀着我国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使得法院、法官要超然于政治、超脱于政党、独立于行政、解脱于地方，完全是强人所难的之事，“政党司法”、“政策司法”、甚至于“地方的司法”、“行政的司法”也就成了必然。从而要在政治制度和宪法曾面上实现司法权在国家宏观权利体系当中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对政党、立法机关及行政机关的有效制约，完成保障司法独立的前期和宏观准备工作，实在是任重而道远的政治体制改革工作，也是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建设的深层次的系统工程，更是司法改革与司法管理无法回避的现实。而这些问题，在已经完成了司法制度现代化的国家，司法完全可以审查政党的合宪性、立法的合宪性、行政的合宪合法性，以司法独立、司法中立来保障司法的公正，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制度上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国家，则并不是、也不该是司法管理太过关注的对象。

2、中国司法管理的基本模式：宏观司法管理和微观司法管理动态并重及良性互动

基于上述分析，要深刻而不是肤浅、扎实而不是虚假、权变而不是僵化地理解“依法治国”、“政治文明”、“三个代表”的深刻内涵与精髓，构建我国司法管理的模式。
首先，应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紧扣司法权的本质及其运行应达到的基本目标，立足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现状，从司法权配置的本原上进行改革，从而先保证满足司法独立、中立的基本前提条件。
同时研究在一个有能力独立、中立的司法权体系当中，如何进行组织构建、人事管理、诉讼运行管理，弘扬司法公正、司法效率的主题，“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确保审判工作高效运行”；“完善以法官管理为中心的法官队伍管理制度”；加强“审判工作宏观指导机制、审判流程管理机制、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的管理[8] 等等微观司法管理问题。
在宏、微观司法管理的比重上，随着政治文明建设水平的提高与司法制度的完善，应减少前者、加大后者。换言之，应以问题为中心，动态、合理调整两者的合理比重。

三、司法管理学研究课题刍议

司法管理关注的领域广泛而深刻，进行列举肯定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一个用心而认真的描述，哪怕显得很不成熟，总会有助于学科建设和研究的深化。
按照笔者粗浅的管见，中国特色的司法管理学似乎不能忽视以下内容：
1、司法权的独立性、中立性等特征及如何通过政治制度的构建，实现司法权独立运行的制度条件。着重研究司法与政治、司法与宗教、司法与政党、司法与立法、司法与行政、司法与军队、司法与舆论、司法与仲裁、司法与非司法调解、司法与国内司法权的国际让渡及其他公共权力的关系、区别和分界线，弄清独立的司法权的最低限度，明确合理的司法审查的范围等特点在宏观、宪法层面上完成司法独立、中立的制度设计与实现。包括司法人权、司法主权、司法文化、司法心理、司法目标、司法管理主体、客体、司法资源的开发、司法改革等等宏观内容。要体现司法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权在民思想和司法保障人权、司法实现正义的本体价值和理念，肃清司法“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流毒。管理层次上，处于“宏观”、“哲学”、“制度”的高度。
2、在完成司法权的划分以后，研究如何完成司法组织的设置与构建。比较
及选择一元与二元司法制度（如美国的联邦与州两套司法系统）、统一与分散（如在普通法院以外设置宪法法院、行政法院）的司法制度、与行政区相同与差别的司法系统、层级不同的司法组织的幅度、上下级司法组织的关系如何等内容，尤其是理清检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选择司法组织的模式与层次。
3、司法官员的任职资格、职业保障和监督等司法人力资源管理。
4、包括宪法诉讼在内的诉讼制度设计，包括受案范围、审判模式、审级、
证据制度、司法鉴定的地位、错误判决的救济与限度、司法不作为情况下的诉权保障、司法执行的模式、对仲裁、公证、外国裁判的监督和支持等等内容。
5、司法监督及危机管理。
6、司法财务、行政管理。
7、微观司法管理，包括微观司法组织内行为，如组织机构设置、财务后勤
支持、司法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司法领导、司法司法腐败防治等；组织外功能和行为，主要是诉讼功能的发挥和裁判公正目标的实现。同时，研究审判为中心、审判流程管理、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等。关于这方面，可以大力借鉴、移植其国外的先进的司法科学管理经验与做法，提高我国微观司法管理水平。
8、司法管理的比较研究。

四、结束语

从砸烂司法到恢复司法，仅仅是开始、仅仅是形式、仅仅是在表面上没有将其砸烂。问题的关键是让司法成为司法，让其真真行使独立的判断权，发挥社会矛盾“减压阀”、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的应有作用，而不是将其沦为政治的婢女、党派的工具、行政的附庸、地方的保镖、民怨的激素（出现具体的纠纷一般不会导致动乱，但纠纷总体得不到公正的司法解决、让民众只好于草莽之间寻求“正义”，却往往会嬗变为社会动乱）和转业、退伍军人的安置所。正是对司法权运行现状的不满，正是这种改变现状的强烈诉求，才在20世纪末的中国引发了“司法改革”，并在全社会各阶层澎湃地发散着激情和希望。但激情的司法改革如果最终不收敛于制度化建设的司法管理，则其当初的目标未必能够实现——至少是难以有效率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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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群林 200122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48弄20号204室 13917514808 rinoceros@163.com
上海市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硕士、南京理工大学司法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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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