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体会

刘顺涛


　　全国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正式启动了"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人民法官为人民"，以"三个至上"为指针，将人民法官应该具有的精神放在历史的坐标上，放在时代的视野里，放在发展的格局中，深刻阐明了人民法官精神的时代内涵，明确指出了当代人民法官的责任与使命。这是关于人民法官精神的精辟概括。作为当代人民法官，为民热情只有转化为为民行动，才能显示其真正的力量。
　　实践"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就必须努力转变思想观念。要持续深入地开展对"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学习教育，不断增强法官的政治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增强法官的大局意识，强化为大局服务的责任感、使命感，适应新形势，研究新情况，理清新思路，以更加有力的措施为大局工作提供司法保障；不断增强法官的群众意识，坚持司法为民、利民、便民、爱民，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不断增强法官的公平正义意识，坚持公正、高效、廉洁、文明司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实践"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就必须大力改进工作作风。要大力培养法官的为民意识，切实加强对法官的权力观教育，进一步解决好"权从何来、为谁掌权、为谁司法、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教育法官把"为人民司法"作为价值追求和行动指南，为维护人民权益而努力工作。大力培养法官的务实作风和创新精神。鼓励法官独立思考、开拓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大胆尝试、积极探索能更好地为大局服务、更好地保护群众根本利益、更好地贯彻执行法律的办法和措施，努力把人民法院队伍建设成为"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队伍。
　　实践"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就必须倾力落实为民措施。要深入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细化并规范司法为民的各项措施，使之落实到审查立案、审判、执行、处理信访、接受监督全过程。要完善便民诉讼机制，实行立案窗口"一站式"服务，建立快速、便捷的立案制度、建立健全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案件速裁机制。积极开展巡回审理，预约开庭、假日法庭等做法，经常性地深入社区办案和开展法律咨询，把法庭开在田间地头，把纠纷解决在群众身边，从而减轻当事人的诉累，让司法更加贴近群众。要进一步加大对特困群众的司法救助力度，不让有诉求的群众因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建立完善执行救助基金，对判决利益不能实现且生活确有困难的申请人予以救助，并确保救助资金的使用公开、公正、公平。要完善信访处理机制，畅通民意沟通渠道，真正减少和避免信访问题的发生。
　　实践"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就必须致力提高司法能力和水平。当今时代，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社会矛盾凸显，不稳定因素增多，社会司法需求增加。面对这种形势，作为人民法官，我们必须提高自身的司法能力，特别是做群众工作、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采取更加扎实有效的措施，更好地承担起日益繁重的审判任务，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更好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扎实推进岗位练兵，提升法官做好审判、执行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要建立与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直接联系沟通机制，注重从法律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结合上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注重问计于民，不断积累解决新问题的司法经验，增长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
　　在工作中做为一名人民法官，必须时时刻刻想到，所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专政的对象是极少数与人民作对，与社会主义法律作对的敌对分子。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就是“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我们执行的是国家的法律，这一职责是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我们是国家司法机关，我们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公仆。我们只有为老百姓做好服务才是政法工作的根本，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政法工作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广大法院干警无论职务高低，无论权力大小，都应该立足本职岗位，扎实工作，当好人民的公仆，切实把“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要求具体深入地落实到各自的工作中去。勤奋学习，苦练本领，才能提高实践“三个代表”重要的本领，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古语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人民法官，勤奋学习是增强党性，提高本领，做好工作的前提。当今社会是知识创新，终身学习的社会，我们要针对自身的行业特点和工作需要，不断提高科学认识和分析形势的能力，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判断上来，不断增强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紧密结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提高工作本领，切实做好本职工作。自觉加强党性修养，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永葆先进性。在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健全和完善的这一特殊时期，我们要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只有充分理解掌握社会主义法制的立法根本，立法原则和立法目的，才能真正运用法律武器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才能更好的服务于群众，做一名政治合格、思想进步、业务过硬、纪律严明的人民法官。


黑龙江省九三农垦法院 刘顺涛

二0一0年七月十三日


评交通部关于300总吨以下船舶责任限额的规定
——建议将第五条的“同样适用”改为“分别适用相应的规定”

赫子竞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
email: azure_rose@sina.com


一、第五条的适用范围
交通部1993年11月15日公布了《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传播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其中第五条规定如下：
“同一事故中的当事人船舶的海事赔偿限额，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或者本规定第三条规定的，其他当事船舶的海事赔偿限额应当同样适用。”
根据《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及本规定第三条和第四条可知，第五条的适用范围仅应为同一事故中的当事船舶——一方为300总吨以上且不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货物运输或沿海作业的船舶；另一方为不满300总吨及从事我国沿海运输和港口作业的船舶——此二者的海事赔偿限额的法律适用问题。
二、“同样适用”的不可操作及违法性
基于上述对交通部规定第五条适用范围的理解，对其规定“……，其他当事船舶的海事赔偿限额应当同样适用”，可作出有两种情况的解释，即大船（为论述方便，“大船”指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船舶）与小船（“小船”指适用交通部规定第三条的船舶）同一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或大船与小船同一适用交通部规定第三条。而这两种适用在实际上都是无法操作，甚至是违背法律的最基本的原则的。
1，大船与小船均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
我们知道《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海事赔偿责任限额是以300总吨为基数，300总吨到500总吨为固定限额，500总吨以上的为超额累进限额；而小船小于300总吨，无法从以上的档次规定中找出相应的适用限额。《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是授权性的规定，据此应使小船适用交通部的规定，这又与题设不符。因而小船对《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无所适从。
2，大船与小船均适用交通部规定第三条
同样，交通部规定第三条规定的海事赔偿责任限额是以20总吨为基数，20总吨到21总吨为固定限额，超过21总吨不满300总吨的为超额累进限额；而大船大于300总吨，对此规定无法适用。且若使大船适用交通部第五条的规定，则等于承认交通部的规定优于法律，这与我国最基本原则——法律的效力大于行政法规的效力是相违背的。
三、“分别适用相应的法规”的合理性
基于上述论证，可得：“同样适用”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在此，本人建议将“同样适用”改为“分别适用相应的法律”。即“同一事故中的当事船舶的海事赔偿限额，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或者本规定第三条规定的，各当事船舶的海事赔偿限额应当分别适用相应的法律。”
这样的规定，表面看来似乎很不公平，基于此小船的损失通常能得到足额的赔偿，而大船的损失会经常得不到足够的赔偿，有时得到的赔偿相对于损失犹如杯水车薪。然而正是这貌似不公，究其实质却真正体现了公平与合理。理由如下：
首先，从法律逻辑的角度分析，适用同一法律的两种可能性均被排除，则只能是分别适用相应的法律。又，根据交通部规定第四条，可知，对于特定场合——港口间的货物运输或是沿海作业的船舶的责任限制的规定是以300总吨为分界，以同一比例，大船适用《海商法》，小船适用交通部规定第三条。如依据第五条的规定“同样适用”而导致大船适用交通部规定第三条，小船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来确定责任限额，就与交通部第四条体现的原则相悖，破坏了立法在同一法规中的条理性、统一性及完整性。
其次，不违反公平的原则。目前，关于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的国际公约共有三个。1924年公约采用船价制、执行制和金额制并用制度。1957年公约采用单一的金额制度。1976年公约也采用金额制度，但按照船舶吨位分级计算责任限额。可见，责任限额大小的确定是基于特定的海上财产的价值。通常情况下，实质上说，船舶的价值越大，相应地其责任限额越高。因而，大船适用《海商法》，小船适用交通部规定，正是基于其价值的大小不等而享受高低不等的责任限额。这真正体现了公平。
最后，这样规定不违背立法宗旨，使双方当事人分别得到了相应的保护。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实为船舶所有人的赔偿责任以船舶所有人的特定财产为限的有限责任。除此以外，债权人不能再主张清偿，因而避免了使船舶所有人所涉风险过大，担负责任太重。因为遇到重大海难，损失是巨大的，赔偿金额有时甚至超过了船舶本身的价值，如果不把这种赔偿责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就要造成某些航运企业的破产。显然，这将不利于航海贸易的发展。
由此，对于小船的赔偿请求，大船适用《海商法》，一方面使大船本身处于责任限制的保护之中，同时对于小船也有更有力的保护；对于大船的赔偿请求，小船适用交通部的规定，避免了小船所承担赔偿金额远远大于船舶本身的价值，而导致破产，真正体现了合理性及立法精神。

（注：本文刊登与《海商法年刊98分册》。）